第108章 黑夜与黎明（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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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7月14日，星期一。凌晨三点。
华盛顿特区，宪法大道。
美联储总部大楼在七月的夜色里像一座熄了火的神殿。廊柱的轮廓被路灯勾出冷白色的边，其余的部分沉在黑暗中。
主楼二层，只有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。桌上那盏铜底的台灯的光圈刚好覆盖住桌面和桌前那个人的上半身。
本·伯南克坐在那个光圈里。
他的眼镜推到额头上，露出的眼睛布满红血丝——连续很多天睡眠不足之后积累下来的、深入毛细血管的疲惫。
桌上摊着两样东西。
左边是一份美联储内部的金融稳定监测日报，今天下午五点由工作人员送进来的。
日报的第三页用红色标注了两个数字：房利美五年期CDS利差148个基点，房地美152个基点。四天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7和91。
右边是一份已经被翻过很多次的打印稿，纸的边角有些卷曲，页边留着铅笔划过的淡灰色痕迹。
远星资本的公开信。
伯南克的目光没有落在其中任何一份上。他盯着的是桌面上两份文件之间的那段空白——浅色的橡木台面，台灯的光在上面投出一个椭圆形的暖黄色区域，边缘渐渐过渡到阴影。
他在想下午的那通电话。
准确说是昨天下午。星期天。保尔森从华盛顿的家里打过来的。
保尔森打电话的时候，伯南克能听到背景里有微弱的电视声音——大概是CNN或者哪个新闻台在循环播放帕萨迪纳排队的画面。保尔森没有关掉它。也许是忘了，也许是觉得无所谓。
通话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。大部分时间是保尔森在说。
保尔森说话的方式和他在高盛时没什么区别。直接，快速，每一句话的结构都像是被提前编辑过的，没有冗余的修饰词，没有"我觉得"或者"也许"这种留余地的措辞。
他在高盛做了三十二年，最后八年是CEO。
那种"我说的就是结论"的语气已经长进他的声带里了。
他说他准备正式向国会提交一份紧急立法请求。要求国会授权财政部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无限额的资本注入，并在必要时获得直接接管的权力。
他管这个叫"火箭筒"。
"本，你想想看。"
保尔森在电话里说，语速比平常稍微快了一点。这是伯南克认识他两年多以来学会辨认的为数不多的情绪信号之一。
保尔森语速加快，意味着他不是在讨论，是在推销。
"如果市场知道财政部口袋里装着一把火箭筒——知道我们有能力、有权力、也有意愿在任何时候向两房注入任何金额的资本，那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真的用它。光是它的存在，就足以让那些做空两房的人重新掂量掂量。"
伯南克当时没有立刻回应。
他在听筒这一端沉默了大约五六秒。
对于一通两个最高级别经济决策者之间的电话来说，五六秒的沉默已经足够传递很多信息了。
保尔森也没有催他。保尔森知道伯南克的习惯。
这个前普林斯顿教授在开口之前，总是需要把想法在脑子里过完一整圈。
"汉克，"
伯南克最终开口的时候，声音比保尔森轻了很多，语速也慢得多，像是在课堂上回应一个学生提出的方案——不完是否定，但在肯定之前需要把所有的前提条件检查一遍。
"逻辑上我同意。威慑策略在很多情境下是有效的。"
他停了一下。
"但威慑有一个前提。"
"什么前提？"
"对方得相信你会用。"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。
"如果你掏出火箭筒，市场看了看，然后判断你不会真的扣扳机——因为政治上的代价太大，因为国会不支持，因为大选年没人想碰这个烫手山芋——"
伯南克没有把这句话说完。
保尔森听得懂未完成的句子。
两个人在过去一年半里已经打了几百通电话，已经在无数个凌晨讨论过无数个不能公开说出口的假设，已经形成了一种不需要把每个词都念出来的沟通效率。
保尔森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三秒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话。
"本，我不是在讨论要不要做。我是在告诉你我要做了。我们没什么更好的办法。"
伯南克记得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感受。
不是反对，不是赞同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——一种"我知道你可能是对的，但我没有办法确定你是对的，而你已经不打算等我确定了"的感受。
保尔森挂电话之前说了最后一句："我明天会在电视上提这个。你不需要配合表态，但也别唱反调。"
伯南克说了"好"。
就一个字。
然后电话挂了。
那是昨天下午的事情。
现在是凌晨三点。距离那通电话过去了大约十二个小时。
伯南克在这十二个小时里做了什么呢？他参加了一个关于社区再投资法案修订的内部会议（走神了三次），签署了两份例行的监管备忘录（签名潦草得连他自己都不认识），在食堂吃了一份不记得什么味道的三明治，然后回到办公室，关上门，从抽屉里重新翻出了远星的公开信。
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读它了。
第一次是一周前，助理在简报里附上的，铅笔注释"近期市场关注度最高的非官方文件"。
当时他给它归了个类——对冲基金的市场观点，判断激进，不构成政策参考，然后就把它扫到了一边。
没过几天，IndyMaC倒了。然后两房的CDS利差四天翻倍。
现在他在凌晨三点重新读这封信，读到的东西和一周前完全不同。
不是因为信的内容变了。信的内容一个字都没变。
是因为他自己变了。
一周前他读这封信，关注的是"这个人说的对不对"。答案是大部分对。商业地产的估值泡沫，Level 3资产的不透明，短期融资结构的脆弱性——这些判断他自己的团队也在内部报告里得出过类似的结论。
但"对不对"不是重点。重点从来都不是对不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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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盛顿特区，宪法大道。
美联储总部大楼在七月的夜色里像一座熄了火的神殿。廊柱的轮廓被路灯勾出冷白色的边，其余的部分沉在黑暗中。
主楼二层，只有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。桌上那盏铜底的台灯的光圈刚好覆盖住桌面和桌前那个人的上半身。
本·伯南克坐在那个光圈里。
他的眼镜推到额头上，露出的眼睛布满红血丝——连续很多天睡眠不足之后积累下来的、深入毛细血管的疲惫。
桌上摊着两样东西。
左边是一份美联储内部的金融稳定监测日报，今天下午五点由工作人员送进来的。
日报的第三页用红色标注了两个数字：房利美五年期CDS利差148个基点，房地美152个基点。四天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7和91。
右边是一份已经被翻过很多次的打印稿，纸的边角有些卷曲，页边留着铅笔划过的淡灰色痕迹。
远星资本的公开信。
伯南克的目光没有落在其中任何一份上。他盯着的是桌面上两份文件之间的那段空白——浅色的橡木台面，台灯的光在上面投出一个椭圆形的暖黄色区域，边缘渐渐过渡到阴影。
他在想下午的那通电话。
准确说是昨天下午。星期天。保尔森从华盛顿的家里打过来的。
保尔森打电话的时候，伯南克能听到背景里有微弱的电视声音——大概是CNN或者哪个新闻台在循环播放帕萨迪纳排队的画面。保尔森没有关掉它。也许是忘了，也许是觉得无所谓。
通话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。大部分时间是保尔森在说。
保尔森说话的方式和他在高盛时没什么区别。直接，快速，每一句话的结构都像是被提前编辑过的，没有冗余的修饰词，没有"我觉得"或者"也许"这种留余地的措辞。
他在高盛做了三十二年，最后八年是CEO。
那种"我说的就是结论"的语气已经长进他的声带里了。
他说他准备正式向国会提交一份紧急立法请求。要求国会授权财政部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无限额的资本注入，并在必要时获得直接接管的权力。
他管这个叫"火箭筒"。
"本，你想想看。"
保尔森在电话里说，语速比平常稍微快了一点。这是伯南克认识他两年多以来学会辨认的为数不多的情绪信号之一。
保尔森语速加快，意味着他不是在讨论，是在推销。
"如果市场知道财政部口袋里装着一把火箭筒——知道我们有能力、有权力、也有意愿在任何时候向两房注入任何金额的资本，那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真的用它。光是它的存在，就足以让那些做空两房的人重新掂量掂量。"
伯南克当时没有立刻回应。
他在听筒这一端沉默了大约五六秒。
对于一通两个最高级别经济决策者之间的电话来说，五六秒的沉默已经足够传递很多信息了。
保尔森也没有催他。保尔森知道伯南克的习惯。
这个前普林斯顿教授在开口之前，总是需要把想法在脑子里过完一整圈。
"汉克，"
伯南克最终开口的时候，声音比保尔森轻了很多，语速也慢得多，像是在课堂上回应一个学生提出的方案——不完是否定，但在肯定之前需要把所有的前提条件检查一遍。
"逻辑上我同意。威慑策略在很多情境下是有效的。"
他停了一下。
"但威慑有一个前提。"
"什么前提？"
"对方得相信你会用。"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。
"如果你掏出火箭筒，市场看了看，然后判断你不会真的扣扳机——因为政治上的代价太大，因为国会不支持，因为大选年没人想碰这个烫手山芋——"
伯南克没有把这句话说完。
保尔森听得懂未完成的句子。
两个人在过去一年半里已经打了几百通电话，已经在无数个凌晨讨论过无数个不能公开说出口的假设，已经形成了一种不需要把每个词都念出来的沟通效率。
保尔森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三秒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话。
"本，我不是在讨论要不要做。我是在告诉你我要做了。我们没什么更好的办法。"
伯南克记得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感受。
不是反对，不是赞同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——一种"我知道你可能是对的，但我没有办法确定你是对的，而你已经不打算等我确定了"的感受。
保尔森挂电话之前说了最后一句："我明天会在电视上提这个。你不需要配合表态，但也别唱反调。"
伯南克说了"好"。
就一个字。
然后电话挂了。
那是昨天下午的事情。
现在是凌晨三点。距离那通电话过去了大约十二个小时。
伯南克在这十二个小时里做了什么呢？他参加了一个关于社区再投资法案修订的内部会议（走神了三次），签署了两份例行的监管备忘录（签名潦草得连他自己都不认识），在食堂吃了一份不记得什么味道的三明治，然后回到办公室，关上门，从抽屉里重新翻出了远星的公开信。
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读它了。
第一次是一周前，助理在简报里附上的，铅笔注释"近期市场关注度最高的非官方文件"。
当时他给它归了个类——对冲基金的市场观点，判断激进，不构成政策参考，然后就把它扫到了一边。
没过几天，IndyMaC倒了。然后两房的CDS利差四天翻倍。
现在他在凌晨三点重新读这封信，读到的东西和一周前完全不同。
不是因为信的内容变了。信的内容一个字都没变。
是因为他自己变了。
一周前他读这封信，关注的是"这个人说的对不对"。答案是大部分对。商业地产的估值泡沫，Level 3资产的不透明，短期融资结构的脆弱性——这些判断他自己的团队也在内部报告里得出过类似的结论。
但"对不对"不是重点。重点从来都不是对不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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